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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大循环”写作参考资料
浏览数:153   发布时间:2020-11-22   阅读本文需要支付 00元  本文已有:0人支付阅读

      自今年5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以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已被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成为现阶段推动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一、国内大循环的内涵

      对国内大循环内涵的理解离不开对经济运行规律的认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运行过程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在这个过程中四个环节有机联系、辩证统一,社会再生产得以循环往复,社会财富增加。表面是产品和服务由生产到消费的循环,背后是所有创造社会财富的要素,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包括人才、技术、管理等都参与循环之中。因此,国内大循环并非简单意义上产品和服务的“出口转内需”,其本意是指涉及区域(通常指一国范围)内所有参与社会财富创造的各类经济要素基于国家安全意义上的内部畅通流动,其目的一是为了适应当前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性要求,二是在经济运行中确保掌握主动权而实现自身经济安全。

      二、国内大循环的提出背景及现实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强调,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11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中,总书记在《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一文中再次指出扩大内需是当前应对疫情冲击的需要,是保持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具体来看: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要求

      经济体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内需增长成为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这一点在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得到验证。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无论是从已形成的巨大国内消费市场规模还是从国内产业链升级加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步入到需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阶段。从国内消费市场来看,2019年,我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叠加14亿的庞大人口及其中4亿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国内消费市场潜力巨大。从近年来中国产业升级转换来看,中国在国际产业链中的位置升级速度加快,产业链整合能力持续攀升,对国际产业链的依存度不断下降,中国产业体系向结构更合理、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二)实现发展目的的现实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融入全球化,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增强发展动力获得开放红利。“中国生产世界消费”模式虽然为中国经济赢得大踏步的发展,但是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在中国整体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的形势下,“中国生产中国消费”模式已具备相应条件。通过深化改革,以满足国内需求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逐步推动国内大循环的实现,将更好的产品和服务留在国内,也是实现将发展成果体现在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上的必然选择,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也是我们实现发展目的的现实要求。

     (三)全球经济波动引致外循环的不确定性增加

      始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十多年来全球经济形势一直未能完全走出低迷状态。2019年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除美国维持在2.3%增速,欧盟、日本等相较2018年进一步降低至1.4%0.7%。今年以来,受疫情影响叠加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大国优先主义的持续高涨,全球经济形势前景黯淡并引致全球贸易疲软,由此带来外循环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继续寄希望于外循环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已然不现实。

    (四)基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加大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打压力度。除传统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为主的贸易摩擦手段外,美国拉拢其盟友更是加大了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试图通过在核心关键技术层面上设置壁垒的“卡脖子”手段来切断中国高科技企业的产业链、供应链,力图削弱中国技术进步方面的“后发优势”。基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中国不得不通过激发国内技术自主创新的内循环以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三、国内大循环的实现路径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产品和服务以及各类生产要素的循环需更多地依托国内市场,由此对内需体系提出更高要求。同时,基于供需适配在经济循环中的核心要求,进一步深化供给侧改革是推进内循环的根本动力。

     (一)进一步推动国内需求提质扩容

      从市场安全来看,虽然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关口以及庞大的社会总人口基数给中国提供了潜在的巨大内需市场,但现实的短板在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极大地制约了总消费需求的释放。从基尼系数来看,2000年以来,一直在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之上,反映出我国居民收入的巨大差异。今年李克强总理首次爆料“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也反映出收入差异的严峻现实!按照经济学边际消费倾向理论,过大的收入差异会不可避免地制约消费的扩张与升级。社会体制改革方面,诸如社会保障、医疗、住房、教育等领域的改革相对滞后,增加了居民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强了居民储蓄欲望,抑制了消费需求。

      为此,我们需尽快从宏观政策层面加快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高中低收入阶层实际收入并切实减轻其经济负担。通过持续推动城镇化进程,破解人口城镇化的体制机制障碍,努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贯彻协调发展理念,努力缩小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差异以及城乡发展差异实现平衡发展。另外,加快社会体制改革,尤其是坚持“房住不炒”理念规范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通过多措并举实现内需提质扩容。

     (二)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来看,虽然我国拥有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但作为推动国内大循环的基本条件来看,仍存在明显的短板。一是表现在产业结构失衡。三大产业间比重不适之外,还存在制造业大而不强,服务业整体层次和发展水平偏低,农业基础依然薄弱的问题。另外,创新与金融要素存在“脱实向虚”的倾向,致使在发展速度上实体经济明显滞后于虚拟经济,两者良性互促难以体现。二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要求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但是这三者除本身发展尚不完善之外,还存在与实体经济协同性不足的问题,对产业发展的支撑力不强,致使产业发展效益不高,处于国际价值链中低端和非核心地位。

      为此,我们需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改善制度供给,一方面深挖简政放权空间以提高管理效率、激发市场活力;另一方面推动行政管理制度化法治化,保护市场主体合法利益,保证市场公平公正。我们要注重推进要素市场改革,着眼于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保证要素畅通流动,降低要素流通成本、提升要素供给质量。包括加大教育及健康投入以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实施金融改革、改善金融环境以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与实体经济发展协同。我们要注重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探索合理利益分配机制,切实激发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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